郭化若:《十一家注孙子》代序(上

  一九六一年初,我为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写了一篇‘代序》’同时,用作孙子今译单行本的前言,后来又移用到今译新编孙子兵法作为介绍文,其中存在着缺点和错误。由于我对马列主义、思想学习得不够,对毛席关于对历史遗产要“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的教导理解得不深,在研究孙子和写代序时,对于孙子所阐述的军事思想和所反映的哲学思想,以及产生这些思想的时代背景和阶级本质,未来深入的必要的探讨,缺乏充分的阶级的历史的分析批判,对孙子作了过高的、不恰当的评价,以致没有分清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军事思想同现代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之间的区别,没有分清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之间的区别,这是有害于读者的。一九六五年秋虽作过初步检查,但未能及早改版,深为不安。一九六六年开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具有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经过批判、批判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在以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揭发批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也更感到有把错误的“代序”以及孙子今译从速改版的必要。几年来对孙了进行重新研究,在许多同志的指教和帮助下,作了反复修改,力图写一个批判吸收性的前言,作为对孙子的粗浅评介,以改正原‘代序’的错误,并把孙子今译文也作了一些修改,加些注释,一并改版(至于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则征得出版机关同意,停止再版),希望能作为读者阅读这部古代军事著作的一个参考。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人(生卒年月不详,约和孔丘同时),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六七二年,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受到齐桓以的器重,用他为‘工正’,陈完后改称田完。齐国封建生产关系发生较早,到齐景公时,田氏家族已采用封建剥削方式,同公室争夺劳动人手,民众‘归之如流水’,成为当时齐国新兴封建势力的重要力量。据《书》和《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田完的后代,孙武的祖先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今山东惠民)。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家族,对孙武比较进步的思想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

  后来,孙武从齐国到了吴国。吴王阖闾夺得政权后,利用当时吴国的有利条件,图强争霸。一九七二年临沂汉墓出土的吴问残简,记载了孙武和吴王关于晋六卿‘孰先亡,孰固成’的问对,孙武认为亩大、税轻者可以‘固成’,得到吴王的赞许,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改革图强的思想。公元前五一二年,孙武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同伍员协理吴王经国治军,积极图谋大举攻楚。吴王接受了伍员、孙武的扰楚、疲楚的计谋,组织三支部队轮番袭扰楚国,‘楚于是乎始病’。经过数年准备,公元前五○六年,孙武和伍员随同吴王率军攻楚,由水路出发,转陆路,争取了蔡、唐两国,通过它们境内,潜行千余里,迂回到楚国东北部,从侧面袭击,五战五胜,以三万人破楚二十万人,攻入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北)。史记说:吴王‘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恩格斯说:“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春秋战国之交,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由于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推广施肥,兴修水利,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手工业、商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桎梏。奴隶的反抗、起义和奴隶战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从根本上打击和动摇了奴隶主的统治。这是当时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奴隶革命造成的形势下,代表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进行夺权斗争。同时,战争濒繁,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这些就是产生孙子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就是决定孙子思想的社会存在。孙子的作者,顺应历史潮流,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用当时比较进步的观点和方法,总结当时和以前的战争经验,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军事理论,创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学说。孙子具有比较丰富的战争思想,提高了许多杰出的命题,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一般战争的客观规律,成为古代军事学术史上一颗明珠。它之所以能流传两千余年,受到广泛的重视,决不是偶然的。

  一定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从属于一定的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并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子的军事思想从属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它关于战争问题和军队问题的论述,就反映了地主阶级在新兴时期政治上的需要。

  关于战争问题,孙子一开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把战争看作关系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而加以认真研究,并且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它又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主张对敌对国家可能的进攻,必须做好准备。这些论述,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重视战争、对战争抱慎重态度和要求有备无患的思想。

  孙子着重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提出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在,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接着又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这七个问题,从前注家把它叫做“七计”。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孙子把“道”放在“五事”的首位,从“主孰有道”看作“七计”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那么“道”的含义是什么呢?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这表明“道”的含义是属于政治范畴的。它又指出:“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就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这又表明孙子的‘道’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治。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这是孙子的重要贡献。当然,孙子的“道”,其目的是要‘民’——农奴、奴隶和平民,服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去为推翻奴隶主统治和扩大地主阶级势力拚死作战而不怕危险。在反对奴隶主统治这一点上,‘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有共同要求;而用封建制去反对并代替奴隶制的革命斗争,则是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

  孙子除了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外,还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其它基本因素,对天、地、将、法分别作了阐述,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还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有利的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平时严明的管理和训练,战时正确的军事指挥等。这些也是孙子对战争问题的可贵见解。

  关于军队问题,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推翻奴隶主统治并取而代之,需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建立新的军队,孙子关于军队问题的思想,是反映这一需求的。它在对将帅和对治军两方面的论述中,提出了不少新的主张。

  孙子很重视和强调将的地位和作用,把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之一,把“将孰有能”列入“七计”之中。孙子对专职的将提出许多要求,主要是: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要有“知诸侯之谋”的政治头脑;要有勇有谋,要有能“示形”、“任势”、“料敌制胜”、“通于九变”的指挥才能;要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决断能力;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负责精神;对士卒管教要严格,赏罚要严明,要能“令素行以教其民”,要能“与众相得”,使士卒“亲附”等等。孙子认为,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国之辅也”、“国之宝也”。当然孙子这里所说的“国”,是指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所说的“智、信、仁、勇、严”,也是新兴地主阶级选将的标准或要求。

  孙子关于治军的论述,概括地说,就是用文武兼施、刑赏并重的原则治理军队。孙子在战争中“令民与上同意”的要求,反映在治军中就是“上下同欲”。它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这“文”,就是怀柔和重赏,使士卒亲附;这“武”,就是强迫和严刑,使士卒畏服。孙子提出“视卒若爱子”,目的是要使他们去拚死作战;对俘虏提出“卒善而养之”,目的是为了战胜敌人而更加壮大自己。孙子的这些治军原则和方法,是当时社会上地主阶级同农奴、奴隶及其他贫项劳动者的阶级关系在治军思想上的反映,这同奴隶主阶级军队中将帅对士卒极端野蛮、残酷的统治相比,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军队内部存在着阶级对立的条件下,所谓“爱卒”、“善俘”,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或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袱学习和使用两个阶级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线)这就给我们指出孙子中最主要的精华,也给我们作了一个批判吸收古代历史遗产和“古为今用”的示范。

  孙子把“知彼知己”看作是正确指导战争的先决条件。孙子认为,战争指导者,对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七计”要熟知深究,要估计、比较敌对双方的优劣条件,这样才能在战前判明谁胜谁败,才能制订正确的作战方针。孙子在论“用间”中,主张不要吝惜“爵禄百金”以取得敌军情报。指出“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把了解敌军内情看作是决定整个军队行动的一个重要依据。

  孙子把“知彼知己”贯穿于战争指导的全过程。在战前,它十分重视“庙算”的作用,指出“我算胜,少算不胜”。在作战中,注意观察,并根据各种征候对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孙子把敌情判断叫做“相敌”,并举出三十二例,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告诉人们要从敌人的行动中区别真象和假象,不要被假象所迷惑,而要从现象深处发现敌人真实的意图。我们知道,战争经常处在纷乱、复杂、多变的情况中,加上敌人的伪装和佯动,比其他事情更带不确实性,因此,通过这样的情况(现象),去探求敌人行动的意图(本质),就更加困难而又更加需要。孙子的敌情判断,虽是古老而简单的,但提出了指导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也给当时将帅指出了从复杂的现象中去探索敌人真实企图的方法。

  为了判明情况,它还要求“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就是说要用心筹算,以求了解计策的得失利害;激动敌军,以求了解敌人的动静规律;侦察地形,以求了解哪里有利哪里不利;较量力量,以求了解哪方面优势哪方面劣势。总之,孙子要求在进军、接敌、对峙、交战等战争全过程中,都要查明和判断敌情。

  孙子还多处论述了“知彼知己”与战争胜败的关系。它说:“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又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所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半也。”还提出“将有五危”、“兵有六败”。这些论述,可以理解为战争指导者应该了解的彼己双方的情况,了解全面和指导正确的就胜利,否则就不能胜利。所以它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孙子中一系列作战原则,如作战方针、作战形式、作战指导等,都是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思想为基础的。

  在作战方针上,孙子主张进攻速胜,强调“兵贵胜,不贵久”,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这反映了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政治上要求发展的需要和当时经济、军队组织等条件的限制。但是,作为一般战争的规律,偏重于讲进攻速胜,不重视防御和持久,是带有片面性的。为了达到是攻速胜的目的,在具体作战上,孙子主张要充分准备,“先胜而后求战”。要“并气积力”、“并力、料敌、取人”、“并敌一向”。孙子要求进攻行动的突然性,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要“避实击虚”、“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所谓“虚”,是指敌人的弱点。孙子的进攻作战,主张速决。它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要求军队的行动要“其疾如风”。它注重造势,造成有利的进攻态势,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要造成象湍急的水奔流倾泻,以至汹猛地冲走石头那样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